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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狱背后的贫困乡村之痛洪湖

发布时间:2019-10-09 14:00:16

江西兴国县8名在押犯上演现实版“越狱”,震动神州大地;我看凤凰卫视《文涛拍案》,讲述得“图言并茂”。《新京报》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,讲述了越狱案背后的贫困乡村之痛,同样让人感到百味杂陈。

越狱者中的马志强,是集体越狱犯的首领之一,老家在河南新蔡农村。他是“贫困乡村之痛”中“痛点”的一个典型表现:11岁被骗到东北当了乞丐,逃回后干过建筑工人,8年前他从到广州捡破烂,曾多次盗抢变电站。马志强由此“致富”后,村里9名乡邻也相继加入了打劫团伙……

穷困的现实,其实已被许多其他事件所“验证”,比如矿工挖煤,死也要下矿井,因为贫穷比矿难还可怕;为了生存,无证小贩会跟城管拼命,就因“过生活”是天大的事。有道是,“穷在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”、“礼义生于富足,盗贼出于贫穷”;在穷困的基点上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选择,有人就走上了犯罪之路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得到了强劲的发展。新近有报道说,欧洲一项6645名居民参与的民意调查显示:中国是世界第二强国,仅次于美国。不知道是否有人因此沾沾自喜,我看千万不要被“忽悠”,我们还是要记住2003年底温总理在哈佛演讲时所说的:多么小的问题,乘以13亿,都会变得很大;多么大的经济总量,除以13亿,都会变得很小。

经济发展背后,贫富差距的拉大、贫困者的现实生存,是不能看不见的。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化生存,毕竟是个大问题。而且,在什么基础上的贫富差距,有很大不同:是所有人都温饱之后的贫富差距,还是仍有人穷得吃不饱穿不暖的基础上的贫富差距,两者对社会的“杀伤力”是不一样的。

从观察者角度看,对同一个事件、同一种现象,不同层面的人有不同的“视点”,于是构成了一种“视觉级差”。比如不久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“替富人说话,为穷人办事”之说,就引起了很大反响,拥护的与反对的各说道理,“视觉级差”太大,所以争个不清。茅于轼看到的“富人”与“穷人”是两极,“说话”与“办事”则各有特长,分别用来对待“富人”与“穷人”恰到好处。而我眼中所见的恰恰是:对于像茅于轼先生这样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人来说,“说话”比“办事”其实更有分量和力量,他身体力行为穷人办一点具体的事,几乎是微不足道的,而为穷人“说话”则可能价值与效用更大、更非同一般。

城里无证小贩大多来自农村,“视觉级差”的存在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城管眼中的小贩、公众眼中的小贩、小贩眼中的小贩,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同。人类的认知水平毕竟在进步,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,小康社会的建设,不是几个大城市小康了整个社会就小康了的。而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农民工了,比如不久前在欧洲举行的中欧论坛,世界各地上千名各界人士参加,其中就有一位我国的农民工获准跨越重洋去参会,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;在具体的一个“点”上,我们提高了认知水平也很重要。

十七大报告将“翻两番”的目标由“总量”变为“人均”,是个巨大进步;如果进一步来想,“人均翻两番”能够落实到每个人身上,人人都翻上去,而且穷人多翻几番、富者少翻一点,从而最大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,那多好。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这个概念已经告诉我们:市场经济追求繁荣,社会主义追求公平;经济讲“市场”,社会讲“主义”——社会主义就是普遍的、公平的幸福主义,其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正义、共享共荣。有了真正的共享共荣,才能消除种种“贫困乡村之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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